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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每日荐书】《唐代高层文官》(节选2)

作者 : 财经杂志评论 19 0 0 01月03日

【每日荐书】《唐代高层文官》(节选2)

【作者】赖瑞和

【出版单位】中华书局




第三部分 第九章 第二节:


郎官知制诰的升迁:白居易和元稹的案例


唐前期从武则天到玄宗朝,就开始有了知制诰,如崔融、张九龄等人,大都以高官(如侍郎,官品高于中书舍人的正五品上)的本官去知制诰。这些早期的知制诰,可归纳为第一型知制诰,未固定常设,跟唐后期的那些第二型知制诰不同。


本节要讨论的是,德宗以降,那些第二型郎官知制诰的升迁和地位。由于这一型的知制诰,其本官官品都低于中书舍人,所以他们在任知制诰一段时间后,如果继续出任词臣掌诰,则他们可能会有两个升迁途径:一是升任为中书舍人,但继续留在舍人院草诏;二是同样升为中书舍人,但以中书舍人的本官,被召入学士院草诏,成了翰林学士。这两大类中书舍人,学界一般都没有划分清楚,容易混淆。为免混用误解,可分别称之为(一)舍人院中书舍人;(二)学士院中书舍人。


唐代史书对第二型知制诰升迁为中书舍人,有一个很常见的套语,往往形容他们是“正拜中书舍人”或“正授中书舍人”,且不管是在舍人院或学士院升为中书舍人,都可以用“正拜”或“正授”两字。例如,杨嗣复,“长庆元年〔821〕十月,以库部郎中知制诰,正拜中书舍人”。赵骘,“咸通初,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,转郎中,正拜中书舍人”。刘太真,“名著南宫,望归西掖,迁驾部郎中知制诰。……建中四年〔783〕夏正授中书舍人”。以上是在舍人院正拜中书舍人的例子。


至于在学士院正拜中书舍人,可举两例。高釴,长庆“四年〔824〕四月,禁中有张韶之变,敬宗幸左军。是夜,釴从帝宿于左军。翌日贼平,赏从臣,赐釴锦彩七十匹,转户部郎中、知制诰。十二月,正拜中书舍人,充职如故”。所谓“充职如故”,就是高釴在正拜中书舍人后,依然充任翰林学士这个“职”(使职)如故,可知他是在学士院升任中书舍人。宋申锡,“文宗即位,拜户部郎中、知制诰。大和二年〔828〕,正拜中书舍人,复为翰林学士。”检丁居晦《重修承旨学士壁记》,可证实高釴和宋申锡,确实是在学士院“正拜”中书舍人。


白居易任知制诰后升中书舍人,也属“正拜”(他自己则形容为“正授”,意思相同),但他是继续留在舍人院草诏,没有被召入学士院。《旧唐书•穆宗纪》长庆元年(821)十月条下说: 


以尚书主客郎中、知制诰白居易为中书舍人。


这便是一种“正拜中书舍人”的现象。白居易稍后又从中书舍人出守杭州,写了《杭州刺史谢上表》时,提到这件事:


生归帝京,宠在郎署。不逾年擢知制诰,未周岁正授舍人。


从白居易的行文语气看来,他显然对他能以主客郎中知制诰,未满周岁就“正授舍人”,颇感得意,因为按照敕令,知制诰“正授”中书舍人,须有一定的时间:


大和四年〔830〕七月,中书门下奏:“伏以制诰之选,参用高卑,迁转之时,合系劳逸。顷者,缘无定制,其间多有不均。准长庆二年〔822〕七月二十七日敕,始令自员外以上及卑官知者,同以授职满一年后,各从本秩递与转官。……自今以后,从前行郎中知者,并不许计本官日月,但约知制诰满一周年即与正授。其从谏议大夫知者,亦宜准此。即迟速有殊,比类可遵,并请依长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处分。”敕旨依奏。


上文所谓“知制诰满一周年即与正授”,其中“正授”两字,即指正授中书舍人之意。“正授”两字和“正拜”一样,表示任知制诰者,原都是在出任一种使职,一种“不正规”的使职,所以他们在任使职满岁后,便可以正式升任为正规的职事官(即中书舍人)。这个“正授”,有“扶正”的意思,也就是说,某某官员,原先担任不正规的使职,现在转为正规的职事官了。如果按照砺波护等学者常见的说法,所有使职(包括知制诰),乃“令外の官”,那么他们现在任知制诰满岁后,便可“正授”、“正除”为中书舍人,成为“令内の官”了。


据上引长庆二年七月敕,知制诰到底要任职满多少年后,才能正授中书舍人,“缘无定制,其间多有不均”,也就是没有定规。从长庆二年起,才定为一周岁。白居易正授中书舍人在长庆元年十月,那时还没有这条敕令,但他对自己能够在知制诰未满周岁的情况下,即正授中书舍人,感到自豪,看来当时正授中书舍人,虽说无“定制”,应当也要一两年的等待时间。


白居易从主客郎中迁任中书舍人,在职事官阶上固然是一次颇快的升迁奖励,但从“接近皇权”的观点看,他在舍人院任中书舍人,恐怕远远不如他的朋友元稹那样,任知制诰后迁中书舍人,但却是在学士院,成了翰林学士,更接近皇权。白居易任中书舍人的时间也非常短,从长庆元年十月,到长庆二年七月,任期不到一年,就调守杭州刺史。这以后,他做过苏州刺史、秘书监、刑部侍郎、河南尹等官,品阶虽高,但不外乎闲散或牧守一类的高官。他从来没有做过节度使或宰相,在唐史上不算是一个接近皇权的高官。


然而,白居易的好友元稹,同样以郎中充任过知制诰,但后来他的权势,就比白居易大多了,官至宰相和节度使,主因是元稹显然比白居易善于“营钻”。陈寅恪即形容他为“极热中巧宦之人”。例如,他从荆州江陵士曹贬官回京后,便平步青云,在宪宗元和十五年(820)五月,以祠部郎中知制诰,约两年后就官至宰相,升迁神速,靠的就是他跟几个宦官的亲密关系。《旧唐书•元稹传》对此有颇详细的记载:


穆宗皇帝在东宫,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,知稹所为,尝称其善,宫中呼为元才子。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,不以掾吏遇之,常征其诗什讽诵之。长庆初,潭峻归朝,出稹《连昌宫辞》等百余篇奏御,穆宗大悦,问稹安在,对曰:“今为南宫散郎。”即日转祠部郎中、知制诰。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,甚鄙之,然辞诰所出,敻然与古为侔,遂盛传于代,由是极承恩顾。尝为《长庆宫辞》数十百篇,京师竞相传唱。居无何,召入翰林,为中书舍人、承旨学士。中人以潭峻之故,争与稹交,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,穆宗愈深知重。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,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,谋乱朝政,言甚激讦。穆宗顾中外人情,乃罢稹内职,授工部侍郎。上恩顾未衰,长庆二年〔822〕,拜平章事。诏下之日,朝野无不轻笑之。


此段记载,写元稹的官历和得官过程,值得细读,可大大加深我们对唐代知制诰、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的认识。元稹先以祠部郎中知制诰,这点跟白居易以主客郎中知制诰相似,但接下来,两人的官历便大不相同了。白居易知制诰后,只不过升迁为舍人院的中书舍人,便出守杭州,从此远离皇权中心。元稹则一步一步向皇权靠近。关键就在于他知制诰时,诰文写得“敻然与古为侔,遂盛传于代,由是极承恩顾”,跟着被穆宗“召入翰林”。在翰林时,他得到两个升迁。他的本传只简单记载“为中书舍人、承旨学士”。如此轻描淡写,一笔带过,乃正史典型的写法,没有其他细节,但此事涉及唐后期知制诰、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及承旨这几种官职的微妙关系和轻重地位。元稹的这段官历是很生动的案例,值得再细考。


元稹在学士院时,写过一篇《承旨学士院记》,里面纪录了他自己的官历:


元稹,长庆元年〔821〕二月十六日自祠部郎中知制诰、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,仍赐紫金鱼袋。其年十月十九日,拜工部侍郎出院。二年〔822〕二月,拜本官、平章事。


换言之,元稹在820年五月任知制诰,历时不到一年,就在821年二月被召入翰林,可谓神速,甚得恩宠。更让人讶异的是,他一入翰林那天,竟同日得到三样东西:迁为中书舍人,升为翰林学士,赐紫金鱼袋。这点,在他的《承旨学士院记》自述中,还未能清楚表达出来(须细考补充才清楚)。但他的好友白居易为他写的《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》中,就很清楚地呈现了:


尚书祠部郎中、知制诰、赐绯鱼袋元稹,去年夏拔自祠曹员外,试知制诰。而能芟繁词,刬弊句,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。引之而成纶綍,垂之而为典训。凡秉笔者,莫敢与汝争能。是用命尔为中书舍人,以司诏令。尝因暇日,前席与语,语及时政,甚开朕心。是用命尔为翰林学士,以备访问。仍以章绶,宠荣其身。一日之中,三加新命。尔宜率素履,思永图,敬终如初,足以报我。可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、赐紫金鱼袋。


所谓“一日之中,三加新命”,即指元稹一天之内,同时得到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和赐紫金鱼袋这三样无比的荣耀。紫金鱼袋是三品¬¬¬¬¬高官才能有的章服。元稹的官品未到,原不能衣紫,现在由皇帝赐给他紫服金鱼袋,自然是一种特殊的“皇恩”。这一年,他才不过43岁,就能衣紫,非常年轻。


不过,白居易所写的这篇制文,对研究唐代官制的学者,最珍贵的一点是,它清楚告诉我们,元稹是以中书舍人的本官,去充任翰林学士。他不是到舍人院去当中书舍人,而是到学士院去当翰林学士,本官为中书舍人。这篇制文也收在宋代所编的《文苑英华》,在此关键处的文句为“可守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”,清楚记载元稹是以中书舍人的本官去“充翰林学士”,文中有个充任使职的典型用语“充”字,文意明确。


实际上,元稹被召入学士院,不但是任翰林学士,而且还是翰林学士承旨。所谓“承旨”,即众翰林学士的“头目”,权力更远大于一般的翰林学士。据元稹自己的描述,任承旨者,“凡大诰令、大废置、丞相之密画、内外之密奏,上之所甚注意者,莫不专对,他人无得而参”,可谓大权在握。唐史上有不少翰林学士承旨,后来都因此升任为宰相,包括元稹。他本人在任命后,写了一篇谢表《谢恩赐告身衣服并借马状》,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皇恩的感谢:


选居近地,便令入院。当日召见天颜,口敕授官,面赐章服,拔令承旨,不顾班资,近日宠荣,无臣此例。发言感泣,指日誓心,苟无死节之诚,愿受鬼诛之祸。


元稹一入翰林,便如此神速被任命为承旨,从他的官历看,确实如他自己所说,“不顾班资,近日宠荣,无臣此例”。他如此得宠,以致其他宦官“争与稹交,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,穆宗愈深知重”。这种高调作风,自然引起其他人的忌妒。河东节度使裴度便“三上疏,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,谋乱朝政,言甚激讦。穆宗顾中外人情,乃罢稹内职”(翰林学士又别称为“内职”),授他工部侍郎出学士院了事。但“恩顾未衰”,不久又任命元稹为宰相。“诏下之日,朝野无不轻笑之”,反映了当时人对他营钻之功的鄙视和醋意。


元稹之善于结交,在《唐会要》还有一段记载:


〔长庆元年(821)〕六月,武儒衡以谏议大夫知制诰,膳部郎中元稹继掌命书。稹常通结内官魏宏简,约车仆,自诣其家,不由宰臣而得掌诰。时人皆鄙之,莫敢言者,独儒衡一日会食公堂,有青蝇入瓜上,忽发怒命掣去之曰:“适从何所来,而遽集于此?”一座皆愕然,儒衡神气自若。


元稹之所以能掌制诰,靠的是他的诗名与文采,以“文”为进身之阶,但他牵扯上宦官的关系,终不免令“时人皆鄙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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